鹤峰茶记：南村茶思

如果你不去往一处县城，你将失去无数美好的时光。如果你不去往县城的巷子，你将会与那些流年间的故事错过。如果你不去往县城的乡间，你将无法寻找那些曾经的记忆，又或者，你无法在行走中的梦里，找到灵魂的归途——题记

在鹤峰有几位深耕于县域文化的老先生，一辈子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埋头于田野调查和基础研究，为鹤峰的地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所知道的就有龚光美和向宏理两位。龚老在以前去鹤峰开会时有过数次谋面，但向老却只知其名，未曾结识。

此次做茶叶资料的收集工作，鹤峰茶和万里茶道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前面《访茶六千里》的文章中就说到鹤峰茶填补了恩施州域明清两代的空白，同时也是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茶区，还是万里茶道的起点之一。而要寻到这些资料，就必须得找到向老先生。

满山红公园，鹤峰县博物馆，停好车顺着斜坡走上去，大门口就堆满了很多文物，而走进大门又是亭下的两块碑刻，这些都是研究容美土司的重要遗存，因为时间有限，就没有去仔细观摩。随后跟着少华兄进了一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式楼房，上到三层，在中间位置就找到了向老的办公室。

这位已年届耄耋的老人，依然遵循着上班制度，安静地在办公桌前做着手里的工作，见我们进去，招呼坐下后，又忙着给我安排茶水。身形瘦小、神色敛迹、言语简练，一看就有着县城老学究的典型特点。而举手投足之间，又带着儒雅与谦恭，更能体现老知识分子的气度与从容。

我道明来意，向老也未藏私，就将万里茶道的一些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因有成熟的资料，所说也更为简略，得到馆长的支持后，就委托工作人员将万里茶道的研究成果《万里茶道鹤峰段遗址遗存》一书赠予了我，并约定次日一起去南村参观“宜红之源”博物馆。但不料想第二天要因他要到县办汇报万里茶道鹤峰段申遗的相关工作，就未能成行。

第二天上午，少华兄就单独陪我前去南村，向老已经委托好人为我们开馆。其实上次访茶路过鹤峰时，我和小桂子就曾到过这里，不过当时已是傍晚，未能进入馆中，只在外面转了一圈，看了看博物馆的两栋建筑，又看了后面的燕喜洞等茶道遗迹，就匆匆离开。心中本存遗憾，但没有想到十日不到，我又来到了这里。

快到五里乡的路旁，斜坡下去，一个宽大的广场一侧，有一座二层吊脚楼，很是古朴，刚把车停好，两位驻村干部就前来为我们开门。一位是文化遗产局的小杨，一位是鹤峰工行的驻村干部老陶。两位都非常热情，尤其是老陶一路陪我们参观，还时不时为我介绍这座馆藏的内容和其中一些重要细节。

这座彰显“宜红”源头文化的博物馆馆藏非常丰富，也颇具匠心，每个细节的设计都很精准，可见向老文物和博物的专业水平，同时很多我们平时容易忽略的内容在这个馆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就如油茶汤等非遗文化，因为商标被咸丰注册，很多人都习惯性认为其源地在咸丰，至少认为去咸丰才能找到相关痕迹，但没想到这个馆中却有着丰富的展示。

再就是清代文人顾彩，在南村曾有十日的逗留，也写下了很多精彩的诗篇，这一点在博物馆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对于恩施州的茶文化，茶文学一直是弱项，而容美土司和顾彩留下的诗篇及文章也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填补了恩施茶文学在明清时代的空白，而这些内容能被安排在博物馆的展览内容中，让我好生感动。

虽然一直在做茶学研究，但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爬格子的人，恬不知耻的自称作家，其实也没做出什么样的作品。或许是对文学有着某种自然而然的情感，看到茶文学在博物馆中得以呈现，才会发自内心的感慨。

整个博物馆内容太多，从“宜红”起源到万里茶道的展示，从容美土司南府的沙盘到茶文化场景的塑造，从曾经茶行的遗存到油茶汤等民俗展演的图集，从各种茶器到制茶工具的陈列，还有《申报》等茶文献资源的复制与研究成果的展览，内容非常丰富也较为全面，不仅能够让人窥视到当年鹤峰茶文化之盛，更能较为系统的了解到“宜红”的源起与发展脉络。

因为信息量庞大，也就不详细介绍。百闻不如一见，还是建议喜欢茶的朋友们都亲临现场去看看，一方面可以了解向老等人对此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这些馆藏中感受到不一样的鹤峰茶文化，更多的了解“宜红”的历史。而在此文中，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宜红”的源起和时间节点。

当下对于“宜红”的源起，有着三个方面的争议，也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宜昌说、石门说和鹤峰说。就前几年茶学界的“宜红”起源研究，目前大多学者还是倾向于鹤峰说。

这一支工夫红茶的起源，当然应该在鹤峰，这并不是情感问题，而是尊重历史。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宜红”的源起是以定名为准，还是以公共品类成立为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宜红”产生的历史背景究竟是怎样，怎么才算是“宜红”的产区形成。

寻找到问题的目的是便于论述，我们首先根据“宜红”的创始人物来讨论。首先争议较大的是均大福，据1992年版《湖北省志·贸易》载:“1824年，广州茶商钧大富、林志诚、泰和合先后带领制茶技工，来渔洋关传授红茶采制技术，设庄收购红茶(俗称工夫茶)，行销英国、俄国”。而1994年版的《五峰县志》载:“道光四年(1824)，广州钧大福、林子成等茶庄商人先后带江西技工，来渔洋关传授采制红茶技术”。

这一说被曹绪勇等人否认，理由也很简单，认为“此时因1610—1732年间诞生的小种红茶，仅限生产于福建、江西两省交界的武夷山茶区。我国1958年才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开始生产红碎茶，《湖北省志》《五峰县志》所记载的红茶应均指工夫红茶，而1824年工夫红茶还未产生，自然也没有江西的‘宁红’，又哪来生产红茶的‘江西技工’呢？所以，1824年鄂西武陵山茶区就有宜红茶生产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曹绪勇等人的这个说法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用红碎茶的生产时间去证伪“宁红”的时间，另外用“宁红”的命名来确定九江修水等地的红茶贸易。因为红茶的起源地和贸易的开始并不能用当下的地域品牌和公共品类去反证，否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果曹绪勇等人的说法成立，那么就会将“宜红”的源起论述带入另一个误区，因为“宜红”作为公共品类的社会认定是在1933年前后才实现，此时的产区涉及到鄂西19个区域加上湖南等地，我们又如何去用这一说法去谈“宜红”源起呢？这无疑是支持宜昌说的另一种形式。而用公共品类来论证“宜红”的起源，那么就得面对卢次伦或者说泰和合茶庄首先使用“宜红”这一命名的事实，无疑又成为了石门说的支持者。

而对茶叶分类是1979年的事情，由安徽农大的陈椽教授提出，所以我们不能用当代茶叶分类学的观点去印证历史上红茶的源起问题。地理标志产品或是地域公共品类的概念形成在国内更晚，地理标志产品是2007年2月1日才由国家商标总局对外公布，也不能就地理标志产品和地域公共品牌的概念来反证茶叶的源起和形成时间，否则很难说明问题，更容易让人误会。

就比如我们常常谈到的蕲春松萝茶，在唐宋就很有名，其实它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茶叶，而是一种药草，就如来凤藤茶一样。但后来这个名字被引用到安徽休宁，不仅成为了真正山茶科的茶，休宁松萝茶还成为了历史名茶，也是当下休宁的地理标志产品，你能说它就是起源于休宁，还是起源于蕲春？而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到红茶的起源时间、制作技艺等问题，可能数万字都未必能够说清楚，不过在以前我有专文讨论过，一篇是《红茶到底起源于何时？》，一篇是《九江问茶》里的《千年江茶说宁红》。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写的都是对的，只能作为参考，同时也是对一个话题的探讨，不作定论。

所以就这个问题来看，我认为五峰的资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虽然他们的研究人员努力的想把当年的人物和制作地往宜昌拉，但恰好从逻辑上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早在“宜红”被命名以前，鹤峰就有红茶生产，而这才是“宜红”的起源。说这样的话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在鸦片战争前，当时的广东、江西商帮肯定已经从湖南先入境鹤峰，而宜昌口岸的开通，是因“马嘉理事件”，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后，也就是在1876年才开放宜昌口岸通商。所以“宜红”北上，通过宜都口岸上船到汉口是1876年后的事，而早先红茶的生产与贸易，应该是通过溇水到澧水，在洞庭湖转大船而到汉口。

不过很多研究者也是利用了这一时间节点，认为“宜红”的源起是1876年，但却非要把“鸦片战争”和“马嘉理事件”的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混淆，造成了叙述不明。持此说法的主要根据1885版的《鹤峰州志》，其载:“红茶:邑自丙子年，广商林子成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州中瘠土，赖此为生计焉”。

如果持此观点，我们且不说鸦片战争前，更不用说早在17世纪末，中国的茶叶就已经开始对外贸易。而英国早在18世纪就已经进口中国的茶叶，并造就了“维多利亚下午茶”的英式茶文化。而在此前，茶叶早在16世纪就被传教士带回了欧洲，同时从国外记录的资料看，16世纪末期已经有中国茶的对外输出记录，且首先进口中国茶叶的是荷兰，其次是葡萄牙，再才是英国、法国。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记载，对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的时间点，我进行过简单的梳理: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中国的茶叶被商船带到了欧洲(这个问题只从贸易的角度，其实中国茶早在西汉时期就以番邦朝贡回礼的形式带到了中亚，16世纪就被传教士带回了欧洲，并进行了传播)，万历三十四年(1606)，荷兰开始正式进口中国茶叶。清顺治十五年(1658)，英国伦敦咖啡馆开始售卖中国茶叶冲泡的茶品。清康熙三年(1664)，东印度公司从爪哇进口了100磅中国茶叶。

如果非要把宜昌口岸开放时间作为“宜红”的源起时间节点，那上面的这些贸易时间点又如何说，难道非得是宜昌口岸通商后，鹤峰等地才有英属广商前来？这个说法很难服众，至少从逻辑上说不通。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带有殖民语境，并不值得提倡。

当然还有鹤峰本地的高炳之说和石门的卢次伦说，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首先高炳之说明确了是容美贡茗，是否其从事过红茶的生产与贸易很难说清楚，至少目前没有文献进行佐证，缺乏第二证据支撑。但我们也不能否定，如果高炳之本身就在从事工夫红茶的制作和贸易呢？其次卢次伦说肯定要结合林子成来进行合并论述。而这方面文献较多，因篇幅关系，也不再逐一引用，大家可以参考曹绪勇《再论宜红茶的起源》等文章和《鹤峰州志》《宜昌府志》《湖北省志·贸易》《湖北茶叶贸易志》《宜红茶选辑》等书籍里的条目进行综合分析。

关于“宜红”的源起，通过上面文献，有四个时间节点:一是均大福、林子成的1824年的时间节点；一是林子成(泰和合)的1851～1874年的时间节点(胡清濂在《重修县志四区采访册》中记载)；一是林子成(泰和合)的1876年时间节点(《鹤峰州志》等记载)；一是卢次伦的1888年(《卢次伦传》等记载)时间节点。而就以上文献和其他文献作为参考，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其次就是均大福说虽然没有依据，但根据其他文献的记载，广商进入武陵地区的时间并不晚，应该也在1842～1853年这个时间节点以前，所以林子成来鹤峰采制红茶是在1851～1874年这个时间节点更为科学，也有证据支撑。而且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们还要明白的是，按照逻辑关系，作为广商的林子成是先到鹤峰等地采制红茶，然后才在鹤峰九台山等地发现了铜矿，并进行开矿炼铜，而不是到鹤峰开办铜矿后才采制红茶。林子成开办铜矿的时间是在1884年，而在这个时候，他才邀请从英国学习矿业的表亲卢次伦前来协助他开办铜矿，担任的职务是司账(会计或是财务主管)。从这一点看，石门的卢次伦说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宜红”的命名可能是卢次伦所为，或者说卢次伦将“宜红”作为泰和合经营茶品名称是有可能的，但就因此而说“宜红”的起源是因为卢次伦在石门采制红茶，却不能成立，也违背了事实。

再次就是从广商进入路线看，肯定是从江西九江进入常德，然后沿澧水、溇水西进而到鹤峰，再才由鹤峰进入五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很多文献都支持，从空间理论来看也符合当时的路径规划，这条通道也是当时广商北上西进进行茶叶贸易的常规路线。所以就《鹤峰州志》的记载，我们应该看到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采制红茶的概念，二是设庄作为常驻机构的概念。应该说首先进行采制贸易，获得巨大利益后才会考虑设置常驻机构，这个逻辑也很清晰，与《鹤峰州志》所载也相符合。这个问题我们要进行客观对待，《鹤峰州志》所在时间，并非就是林子成第一次来鹤峰进行茶叶采制和贸易的时间，应该是林子成采办红茶并在州城和五里开办茶庄的时间，这样才符合当时的语境。

最后就是卢次伦在石门建厂的时间节点，是因为林子成开办铜矿惹上官司后，不得不隐匿起来，卢次伦才从司账走到了前台，接手泰和合的生意，并最终成为了实际掌权人。正是受到矿业事件的影响，卢次伦才将泰和合的部分产业迁移到了湖南宜市。所以卢次伦并非与林子成同时间进入鹤峰采制红茶，同时也不是泰和合的创始人，那么把卢次伦作为“宜红”的创始人是值得商榷的，其所在的时间节点也不能作为“宜红”的起源时间节点。

再就是我们从茶区知名度和茶叶品质来看，鹤峰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清代早中期，就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当时的湘潭茶主要就是来自鹤峰，也就是说湘潭茶的主要产地是在鹤峰。从《鹤峰州志》所载高炳之的条目我们也可以看到:“容美贡茗，遍地生植……现生产更饶，咸丰甲寅年，高炳之同众公议，遂创首请示设栈，多方经营，由是远客鳞集，城乡悉食其利，而财源渐开矣。录之以为兴利者劝”。也就是在1854年后，鹤峰人高炳之开始采制茶叶，且不管是绿茶还是红茶，至少前来与之贸易的“远客”较多，这也证明了当时就有很多外地茶商前来鹤峰从事茶叶贸易活动，与胡清濂采访手册所记录又形成时间节点的一致。同时这与顾彩在《容美纪游》中所载“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上品者每觔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适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相呼应，足以证明鹤峰在当时才是客商往来的茶源地。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宜红”的源地是在鹤峰，而时间节点应该是在1851～1874年之间。如果不从“宜红”命名的社会性或工夫红茶的创制作为起始，那么有可能“宜红”的起源还要早，但不会早于1842年。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林子成才是“宜红”的创始人，卢次伦只是命名人，而张佐臣则是“宜红”得以发展的关键人物。

但不能说在此之前鹤峰就没有红茶，或是说没有从事红茶的生产。因为当时的红茶并没有采用当下的茶叶分类学观点，而就当时所谓的红茶，有可能和现在市场上很多工夫红茶一样，并不一定进行了全发酵，只是因其茶汤红艳而得名。

在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1955)里记载有两段话:“在中国1700年以后迎合外国人喜好的红茶和砖茶一起用于出口；17世纪福建省一带出产半发酵的乌龙茶，实际上，据我听说当时的乌龙茶和桐木关的劣质绿茶差不多”；“(红茶年表)15世纪，福建开始饮用发酵茶。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记载中国茶为‘略苦，红药’”。

通过上面的文献记载，和参考日本茶人矶渊猛《一杯红茶的世界史》、英国作家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等书，我甚至怀疑，红茶品类的最初命名有可能来自欧洲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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